台北當代藝術館新任館長駱麗真
鄭乃銘／台北專訪
台北當代藝術館／圖片提供
台北當代藝術館於年設立，原本規劃是朝數位科技藝術館的性格定調，但後來原提案暫時擱置；改朝當代藝術館為主要性格。相較於台灣其他的美術館，台北當代館並沒有設置典藏、研究功能，是一個純粹以展覽、教育推廣為主軸的藝術單位，它隸屬於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底下的台北文化基金會。
自創立以來；第一任館長是澳洲籍、第二任是謝素貞、賴香伶則為第三任、第四任石瑞仁、第五任為潘小雪，11月1日；任教於台北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助理教授的駱麗真，在最後一輪面試徵選的三選一中出線，成為第六任當代館長。
《乃銘會客室》這期的作客貴賓，就是新任台北當代館長駱麗真。當代館即將準備要迎接20歲生日，駱麗真又將以怎樣的面貌來帶領當代館進入第一個20歲？聽聽她怎麼說…
台北當代藝術館館長駱麗真（左）接受《亞洲藝術新聞》雜誌總編輯鄭乃銘專訪。
鄭乃銘：您想過當館長這件事嗎？這個位置是否在您的職涯規劃當中呢？
駱麗真：
沒有，一點都沒有。您知道，我那個時間正忙於第14屆台北數位藝術節的工作，這個展覽是10月25日台北當代藝術館推出，開幕當天您也有來，不是嗎？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對外徵選當代館長是在9月底正式貼出，而我接到面試；也就是經過甄選之後的面試是10月17日，你可以想像我對於這項職務與當時我手邊正在忙碌的事情正好都卡在一起，我真的沒有去想過別的，更別說是在我個人職涯裡想過要當館長了。
駱麗真擔任策展人的第14屆台北數位藝術節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時一景。（圖片提供／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鄭乃銘：那，您想過自己要當什麼嗎？
駱麗真：
畫家，我從小就想當畫家呀。我在高中的時候就經常利用周末假日去學畫畫，我原意是要考美術系的，但因為爸爸反對只能作罷，後來，大學學的是歷史。我想說，既然無法讀美術系，那至少對於歷史還有點興趣。結果，天呀，歷史系真的很不好玩。我唯一喜歡的歷史段落是秦漢、魏晉的時代的歷史，還有台灣史。接著，我到紐約大學學的其實是數位藝術方面（註：駱麗真是紐約大學藝術創作碩士），回到台灣再進入交通大學（註：最後取得交通大學新媒體藝術博士），來台北當代館之前，則是在世新大學教書；我是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的助理教授。
鄭乃銘：您剛跟我提到，您在求學過程很辛苦，因為您有學習障礙的問題？
駱麗真：
對呀！所以我很羨慕像你這種既能快速閱讀也很會背東西的人。我其實真的是念書之後，才發現自己有嚴重閱讀障礙。
你知道嗎？我沒有辦法在閱讀的時候是像一般人從頭開始讀起，我老是從句點往前讀，但這根本很難讀懂內容的呀！我為了要解決自己閱讀上的問題，我只好每次閱讀的時候，都拿把尺或者一張硬紙片，然後就蓋住底下所有的行數，一行接著一行，慢慢讀下去。
所以，我真的很難去想像自己後來怎樣完成大學、碩士、博士的課程！因此，我常覺得，自己是個極端勵志的例子。我告訴你，我現在如何看書。我常常把一本書撕開，好比說一個章節一個章節撕開，當坐高鐵或閒暇的時候，我就拿出來看。也許，書被我依章節或篇章撕成獨立的一本本，這樣；我似乎沒有那麼大的精神壓力，反而默默地讀完好多些書。
當然，我這樣的方法是針對我自己，而不是要教壞小孩把書撕成一張張的支離破碎。但，我是這樣覺得，書；就是拿來讀的，你有讀；才是你的。就好像一本書被塗得紅紅綠綠、被註記一堆，甚或是因為翻閱的次數很多而變得有點破舊，就我而言，那是對一本書最大的恭維。
鄭乃銘：年，您曾參與「第二美術館之營運管理委託研究案」，這個研究案其實也就是台北當代藝術館前期研究。明年；台北當代館是第19年，年行將進入第一個20年。您適巧接任台北當代館長職務，這也意味著您將帶領當代館跨入成年。您要不要談談當初在做這個研究案與現在，您看到與當初期望的當代館是如何？
駱麗真：
是，我記得這個研究案是張元茜拿到的，案子的內容分得很多元、也有很多人分別負責不同單元，我負責的部分是舉國外許多以數位科技藝術為主軸發展的範例，這似乎也與我自己在紐約與後來到交通大學學習的都有相關、有延續。當時，台北並還沒有第二美術館，只是已經確認當代館這個現址能交由美術館來使用，也就是當時確實是朝北美館的另外一個分館來做想像。
當初，當代館的整個性格確實是朝科技數位新媒體藝術來做設想，所以，你現在仍然能夠看到山口勝宏那件〈龍〉作品，也就是因應當時想規劃成數位新媒體藝術館所買的。當時這樣的想法是很新。可是，我只是負責做研究案的其中之一，我們負責提供研究案作參考，決定權並不是我們。最後的定調自然還是落在台北市政府身上。
最後，以數位新媒體藝術的想法並沒有實現，而以台北當代藝術館為主軸，原因是在於，當時台北並沒有一個以當代藝術為定調的美術館，所以捨數位新媒體藝術而落定在當代藝術這個館性特質。
山口勝宏作品〈龍〉象徵台灣首座當代、媒體藝術美術館的象徵，直至目前也是當代藝術館唯一典藏作品。
鄭乃銘：我一直很想問當代館的館長一個最基本問題是；當代館夠當代嗎？因為，當代館一直希望能「成為亞洲當代的重要據點」。既然如此，台北當代館一定也勢必對當代藝術的選擇眼光有自己的定奪與詮釋，儘管；台北當代館並沒有設置研究組。
駱麗真：
（此時，她笑得趴在桌面上。但，抬起頭；卻一點都不迴避問題的說…）是，我聽過很多人跟我這樣說過。但，這也是我要多努力的地方。我們確實應該重新去思考什麼是當代藝術？我很同意你所講的，當代藝術既然是一個現象、也是還在發生的，它本來就不是現在該被死死定義在一個地方。
但是，我們在面對當代藝術的同時，更多一點應該是要先思考台灣本身的位置；也就是這個地方正在發生的當代藝術是一個怎樣的性格、面貌，先了解自己的面向，接著就是要去面對台灣的當代藝術在面向亞洲的同時；我們站的位置到底是在哪裡？就是我們渴望自己的當代藝術在亞洲可以、能夠扮演的角色價值在哪裡。
或許我們在面對當代藝術的時候，我們習慣只是去「呈現」當代藝術；卻不是從中去把當代藝術裡的議題給「梳理」出來，這點我覺得是台北當代館今後要更強化的地方。畢竟，我們要有個心理基礎是，當代藝術是因應國際當代，當我們從自身所發展出來的當代藝術裡面，將議題梳理出來，這也等於是一種「宣示」；宣示這個環境所給予藝術的特有性。我的看法是，面對當代藝術，我們要先懂得面對自己位置才能與世界對應。
鄭乃銘：過去的就不談，現在；您是台北當代館的館長，您個人覺得；台北當代館最缺的、最不足的是什麼？
駱麗真：
當代館的空間，確實是它本身的侷限性，這也是我要嘗試去改變的內容之一。年是當代館20年，我希望能夠做到讓當代館的空間是「比較好用」。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無法一時改變這個空間基地，那麼就得要想辦法讓空間是好用。
另外，當代館的人員，確實你很清楚是相當不足的。我們的人員編制不足，面對展覽還是得借重策展人的專業，但是策展人的想法是否真能和當代館精神貼近，這確實是要密集溝通與建立共識。而就展覽所蘊藏或延展出來的議題性研究工作，我則傾向是開放學生來做。當代館必須多方倚重外圍單位的合作和協力。
新任台北當代藝術館長駱麗真（前排左三）將帶領當代館工作團隊迎接20年
鄭乃銘：那與建成國中共構互利的計劃，現在的進展是如何？
駱麗真：
還得要繼續談。上任的第一天，我就拜訪了建成國中的黃校長，同時也拜訪了當代館所屬的大同區的三個里長，這是兩個對當代館非常具有助力的重要人士。與建成國中的共構，當然是要進行，因為有以前的建成小學校，才會有現在的當代館，所以這樣的結合更具有意義。黃校長對於這件共構有相當大的善意，我們也都有基礎共識，但還得要更進一步溝通、研究，才能具體。
鄭乃銘：我聽說，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將會納入當代館體系，您怎麼看這件事呢？
駱麗真：
是，我也有聽到外面這個說法，但現在真的都不敢說。我比較尷尬的是，我是從當代數位藝術中心來的，怎現在如此巧合的是；我到了當代館就有數位藝術中心要放到當代館這裡來的說法，這讓我更不好先說任何。我想，避免不必要的聯想或者誤會，尤其重要的是；不是要去變小而是去做大，編寫哪幾套腳本…，這都是要先能夠讓大家有這樣的認識才是重要的。但，這事都得要由市府那裡最後作決定。
鄭乃銘：那麼法人化這個議題呢？您覺得，真的是能為台灣的美術館體制解套嗎？
駱麗真：
我想，如果是已經法人化，但卻又得還接受上面的管制或限制，這為什麼要法人化呢？
鄭乃銘：您在世新擔任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的助理教授，您也專長於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您有兩項經歷是相當可貴，一是；視盟的理事長，二是；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的執行長。您在國際事務通盤整合與串聯上也相當有經驗。現在，您出任台北當代館館長，國際串流也會是日後很大課題。您對台灣的美術館如何把自辦展外銷出去，有什麼看法呢？
駱麗真：
對，沒有錯，這陣子大家都在討論這個話題。但是，沒錢；我們怎麼輸出呢？對於美術館自身展覽的輸出問題，我倒是有另外一個想法，那就是希望通過與國外美術館的合作關係，進行一種類似委託製作的方式，我們的藝術家能夠在國外美術館協助之下；進行現地創作；這個之後，這件作品也能在這個美術館展出。這樣的形式，也就是一種共同生產製造。台灣的藝術家事實上有不少是相當優秀，他（她）們有的甚至都已經有完整的國際合作關係，比如說，蘇匯宇…，像這樣的藝術家都很適合來做這類的文化輸出工作。
當代館沒有典藏品，既然如此；我覺得就應該朝活絡展覽的方式來思考。當文化一旦成為顯學，就勢必也會出現缺失，這就需要更多元化的觀視來加以發現不足、增加豐厚的作為。共同梳理；不是一個形容詞，而是動詞。
因此，對於展覽的輸出，我就會傾向從局部輸出先思考起。
就好像是這個展覽是從當代館發生，但接下來會到曼谷；而這個展覽有基本的精神結構，卻通過移地展覽的方式，保有精神卻能夠再加入當代藝術家的創作與對文化的觀察；將展覽本身的精神放大，同時也能透過作品呈現當地社會議題，它不也同樣具備輸出的意義嗎？
這就是我說的，共同梳理的點。
年9月於台北當代藝術館推出的展覽
我們其實應該對當代藝術本身的文化屬性，有一個更貼近時代的做法與看法。也就是該嚴肅思考知識生產中心是如何能夠變現？
台灣的美術館機制，始終相當避諱商業化，也始終很調控與商業單位的距離。可是，商業；真的有那麼不妥當嗎？當代藝術的發展與接觸社會，何嘗不也是它走出現代藝術的既定模式，它完全是以現代的行銷方式來與社會對接。比如說，電玩、手玩、直播…，我想；如果我這樣說或想這樣做，一定會遭受到很多批評、會被建議不能在展覽的思考上太靠近商業。
可是，我真正想說的是，現在的電競根本已經不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電玩，現在；它們的發展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與藝術；不是與更尖端科技在一起。我們應該從商業中去找出文化價值，然後把這樣的文化價值告訴這個世代或下個世代的年輕人，而不是一昧就反對電競。就像你講的，當代本來就要以當代的語意來講給這一代人聽。
鄭乃銘：您對台北當代館的未來，也就是您將呈現怎樣的一個台北當代藝術館？
駱麗真：
因為，年的展覽，小雪館長都已經安排妥當，所以，我就更能全心放在年的當代館20年準備工作。
我要讓當代館的文化品牌更新。
我剛剛有提到，當代館的人員編制相當有限，這自然會讓許多的計劃或想法，無法因為人員的應變而達到更好的理想。但是，如果連結外面的研究者與院校的同學一起來加入整體的運作，甚至，未來我希望當代館的工作人員也能更深入針對展覽而走入學校宣講，把過去比較被動的行銷轉為更積極介紹與引導、創造觀眾進入當代館，人；因此就能有了無邊效益。
而我要重新思考當代館一貫以來的行銷方式，我希望徹底達到展覽分眾行銷的策略。
多數的美術單位都設有公關組，但多數的公關組都只以一套方式來對應所有的展覽，這就是典型無法針對展覽先進行分眾行銷評估。畢竟，不是每一個媒體、社群平台，都適應同一套行銷內容。舉例說，你剛剛問我數位藝術中心是否要納入當代館？我想，這樣的提問如果去問公關組，公關組勢必傻眼。這裡就涉及到預防性公關議題，一直都不在美術館整體行銷的思考範圍裡面。從這個點再回到我剛剛的分眾性行銷，你應該就很容易理解了吧！
再回到我日後也想落實的另外一個事情上，我希望日後當代館的展覽IP（Intellectualproperty）授權要更充分。我的意思是，並非每個展覽所有作品都要獲得授權，而是這個展的某件作品能夠獲得充分完整的授權，讓當代館能夠從中發揮更吸引社會的認知象徵。放大IP的授權，也許有可能會招惹民意代表持不同意見，但是我希望當代館在日後所呈現的展覽；能讓展覽不僅僅只是一個靜態的、等待的展覽，而會是一個更擅長與社會進行溝通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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