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此时，在国共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部分南方红军游击队（未随红军主力长征北上，留在湘、赣、闽、浙、鄂、豫、皖、粤等省继续斗争的红军游击组织），被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由叶挺出任军长。
即将赴任之时，叶挺告诉沈其震。当年在北伐战争中，由于没有医务人员，许多伤员得不到救治，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如果部队能有自己地医生，伤员就有活下来的希望，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鼓舞士气。
叶挺希望沈其震能加入新四军，到抗战前线救死扶伤，而这也正是沈其震志之所向。沈欣然应允，遂为股肱，成为叶挺为新四军招募的第一个部下。新四军成立时，沈其震被任命为军医处处长。
从这时开始，沈其震行医与报国的夙愿得以统一。终其一生，他都与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年的新四军军医处，是个实实在在的空架子。当时的沈其震，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光杆”处长。不到30岁的沈其震，此前做过学问，当过医生，搞过地下工作。但若说前几项工作都还算逍遥自在，乐在其中的话，这突然之间当上的“大官”，对他可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大领导或是创业者要处理的问题，无非就是人、财、物。
到哪里找“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是沈其震就任伊始就面临的大难题。在旧中国，接受了正规医学教育的合格医生本来就少，而愿意放弃城市生活和较高收入，跟随作战部队行军打仗的医生就更少了。
沈其震在年6月发表在《江淮日报》上的一篇《目前医务工作的新方向》讲话稿中就指出：“......我们国家全国医学院校每年只能有左右的毕业医生，一直到现在全国的医生人数只有7，8千人。大多数出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医生，只可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不可能为广大的民众服务......抗战以来，只有很少数的有民族自尊心的医生参加了救护工作和部队保健工作，而大多数的医生仍然安然在大城市很舒服地赚钱，这在无形中给抗战以很大地损失......”
面对困难，沈其震首先想到了林可胜。
前文（沈其震之少年风华）已经提到，医院做研究工作时的导师。他不仅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可以参考饶毅教授在“饶议科学”中关于林可胜的文章），而且是有战地救伤经验的进步人士，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欧洲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林可胜在抗战爆发后，也放弃了自己的科研工作，当时正在武汉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亲自担任总队长职务。因此，林可胜那里聚集了一批志愿投身抗战的医务人员。
听完沈其震反映为新四军招募正规医生的困难，林可胜给了他一份医生名单，说可以跟这些人谈谈。名单中的医生都毕业于各大医学院校，是来投奔林可胜参加抗战的。
沈其震很会做工作，知道打好第一仗的重要性。他首先从家乡沦陷，对日本人满怀深仇大恨，来到关内参加抗战的热血青年入手。很快，他找到了沈阳盛京医学院（后并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宫乃泉、王聿先、齐仲桓、崔义田等，医院的护士薛和、吴起、蒋智和、唐求、郑素文，以及来自南京的化验技师李启宇和放射科技师郑学文等也加入了进来。这些人日后都成长为新中国医学的骨干。
如宫乃泉在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日后执掌山东医学院（今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多年。宫乃泉在新四军第二师创办了《医务生活》杂志，非常畅销。杂志的编撰逐渐发展出了更多的业务，编写了较多的医学书籍，逐渐发展为了较大规模的医学出版机构——“医务生活出版社”。这个出版社，解放后更名为“人民卫生出版社”，活跃至今。（《医务生活》杂志，以及医务生活出版社与大连这个城市也有一段时间的交集，以后再说）
（书名“医务生活”乃宫乃泉所题，从目录可以看出，杂志已经涵盖临床医学基础与临床的多个方面，部分专题已经有了相当的深度。目录中的赵禁婪，医院的第一任中国人院长，从事妇产科专业）
当然也有自己找上门的。比如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吴之理与其女友（后来的夫人）章央芬等。吴之理等医院实习，南京失守前随即撤退到武汉。他们都有一腔热情，都想参加游击队，到敌后打鬼子。尽管国军也招募军医，但因为国军节节败退，军医工作地点都在后方，他们很反感。听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但苦于投奔无门。多方打听，知道沈其震是共产党这边的，便去找汉口的日租界找沈其震。
沈其震这个“大领导”也没有跟年轻人玩跣足出迎、礼贤下士的小套路，而是很直接地告诉这些年轻人（沈当时也不比他们大多少），共产党还有一只的叫“新四军”的队伍，很快就要到敌后去打鬼子。那里缺医生，尤其是却“上医”这种好学校毕业的医生，希望他们加入。当吴之理他们因为对新四军不了解而有些犹豫时，沈其震只轻声问了一句话便令这些年轻人打消疑虑：“你们想不想见叶挺将军？我带你们去。”他很好地利用了年轻人崇拜偶像的心理。
吴之理后来回忆：“叶军长身穿皮夹克，体材魁梧，一表将领之才，很严肃。他说欢迎我们参加新四军，游击战打几个胜仗是不成问题的，说很快就要出发去前方了，你们下决心吧。不多的几句话，就使我们看到了抗日的光明前途。”于是，吴之理他们就加入了新四军，连待遇都忘了问。
（和现在许多人一样，叶挺将军当时就是深度摄影发烧友。新四军曾经就举办过叶挺摄影展，其中1/10的内容是反映医疗工作的。）
随后，沈其震的多方寻求，各级党组织也积极动员，全国各地更多的医护人员得以充实到新四军中。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河南医学院的毕业生王雨田（黄农），从延安来到新四军中，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干部。
在辽沈战役前夕，他被派往大连，化名为“王布君”，以笔者所在的单位——当年的“医院”，现在的大连医院——为依托，创立了关东医学院，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做准备。在国军兵败如山倒，行将逃离大陆的年，沈其震来到大连，以他的老部下刚刚创立的关东医学院为基础，运用他的人格魅力感召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逃离国统区至大连为党工作，奠定了今天大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的基本规模。
（这张照片所示的“医院”门楼，是今日大连医院长春路院区的门诊入口。照片为大连医院妇产科创始人熊荣超教授年初到大连时摄，熊荣超教授家人提供。）
言归正传，为什么当时如此稀缺的医学院毕业生，连待遇都不问，就能被沈其震“蛊惑”而加入新四军呢？原因可能很多，但沈其震的个人魅力肯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一批加入新四军的吴之理说：“沈处长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个不太多说话的人，声音也小，文绉绉的。你不讲话，他也不说，好似是我们主动求他似的。但他没有官架子，也没有假话，很诚恳，是可以信得过的。我也没打听他的履历和过去。多年后回想我们正在选择去向的时候，是他的老老实实和学者风度，把我吸引参加了新四军。”
年加入新四军的护士郑素文，放射科技师郑学文是一对姐妹。郑学文这样回忆：“我俩在沈老家门口徘徊了很久，再三商量，时间已近黄昏，我当时想这样一位长官——新四军军医处处长——一定官架子十足，心里不免紧张、害怕。谁知一见面却是一位学者模样，轻声细语，和蔼可亲......”
“和蔼可亲，不像大官，学者风度，轻言细语，平易近人......”，这些词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不同时期、不同机构、不同背景的人士的回忆文章中，用于记录与沈其震初次见面时的情景。
当时国民党军医的待遇是多少呢？像前文提到的吴之理这样正规医学院的毕业生，如果加入国军，一个月工资是元。而在新四军中，发到手的生活费，每个月不到10元，实为天壤之别。
新四军当年的“待遇”如何？新四军第四师卫生部领导林士笑在介绍新四军卫生工作早期发展概况时就讲过一个故事，原文抄录如下：
“我军传统好，比较注意贯彻执行卫生部门的知识分子政策，但左的影响还是有的。对一位留日内科博士林家亨的争取不力，是知识分子政策执行不好的例子之一。林家亨是福建闽侯人，迫于日寇侵略，从大中城市携妻儿三、四人，逃难到淮南市附近的农村，但时日一久，生活艰难。我军到淮上后，表示愿随我军服务，只希望给他50元安排家庭生活。但我们由于主观客观原因，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客观原因是年夏我们的根据地政权刚在初创时期，没有可靠的财源，部队的菜金都难保证，每人每月1元钱的津贴，也往往不发，要一次拿出50元给他，确有困难......”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新四军建军初期，条件是相当艰苦的。而当年毅然加入新四军的前辈们，完全是出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抗日救亡的迫切情怀！
这从无到有，似乎是仓促而成的“乌合之众”，建立的军医处和军医组织，工作开展得怎么样？
自己可能会吹，对手可能会黑，但当时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对中国人民抱有深深同情的一些美国朋友，他们的评价应该是公允客观的，存在一定的参考价值。
年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来到了新四军建在安徽泾县医院。她亲眼看到了新四军艰苦卓绝的斗争，了解了新四军的药品和器械十分缺乏。但她更看到了一支虽然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却对各项规章制度执行得规范严格，工作认真负责，重视医疗质量，服务周到细致的医护队伍。
（最右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在报道中，她写道：“我原来以为这医院一样，内幕黑暗，死气沉沉，但出乎我的意料，医院竟在草医院工作的第一流条件。”
医院内，体温单就已经采用红蓝笔标注体温、脉搏和呼吸，执行医嘱要核对，护士给药必须看见病人服下。病床有床号、床头牌，床铺被褥有折叠、清扫和更换的规范。医护具有明确的分工，早会和交接班制度已经常规地执行。上级医师查房会有提问，以促进学习。消毒制度非常严格，无菌伤口都要达到I期愈合，如果出现感染需要严查原因。
医院的制度也非常规范。医院贯彻的每日定时查房制度、危重患者一日数查、疑难危重等急症会诊制度、术前讨论制度、病历书写规范等，当时就已在严格执行。截至年末，医院已经在小河口除了原来设立在祠堂50张床位的病房外，又新建病房3座。均为竹编泥作墙，茅草作顶，门窗很宽敞，床位共计张。设置有内科、外科、传染科，还设有药房、化验、X光室、手术室、营养部、总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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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均为叶挺将军所摄，反映了新四军军医处的工作风貌）
更令史沫特莱格外惊讶的是，这支队伍中的医护人员，竟然很多都会讲英语。他们大多都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来自于这个国家中的少数主流的医学院校。她感受颇深，撰写了大量的报道。
医院格外重视教学和培训。医院都有较好的医学图书馆，并积极引进新的国内外的医药图书，杂志期刊等。一个例子是新四军《医务生活》出版社的黄志尚手头有一本美国最新版的《变态反应学/Allergy》书籍，是沈其震想办法购买了运到军部的。他后来在大连遇到了一位苏联军医，那位军医看见这本书后非常珍视，多次向他借阅。
同时，沈其震招募的这些骨干人才都非常重视培训工作，在年到年间，不间断地培训了6期卫生干部，每期30-50人。教学完全是就地取材、自编讲义，刻蜡版、用皖南的土造纸油印，人体骨骼架自己挖制，实验用狗、青蛙都是自己养护，挂图也都是自己制作。这些培训，效果特别好，高效地壮大了新四军的医疗队伍。
史沫特莱对新四军就地取材制造出实用的医疗设备感到钦佩：“他们造的药箱能装30磅药品，一根扁担能挑两箱子药。军车沿后方公路收集空煤油桶，铁匠把它改成各种药盆药箱。篾匠制作竹筒把不能用铁盒装箱的药品装在竹筒里启运。”
（新四医院。沈其震（前排左5）、史沫特莱（前排左）与军部第二期卫训班师生合影）
新四军的军医们就地取材，用竹子做成行军水壶，解决了战士们行军喝生水导致疾病的问题。建在空庙内的“手术室”内没有无影灯，就用汽油灯、手电筒代替。他们不仅为战士们做手术，当进行了一例卵巢囊肿的切除之后，医术高超的名声就传开了，周围的老乡都纷纷前来求医。
在医院里，病人们的精神状态也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医院的过道上，那些眉开眼笑、逗人喜爱的面孔总是使我注目。”她写道。据记录，医院附近的老百姓，会把仅有的少量的鸡蛋送过来给伤病员吃，伤病员也不忍心吃下去，又把鸡蛋送回去，让给老百姓家的孩子吃。这样让来让去，情景格外让人感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史沫特莱在国际媒体上向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呼吁：“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为伤病员服务的，真了不起，这是我在中国医院。”
在中国，史沫特莱并非大唱赞歌。尽管她与林可胜私交甚厚，可她却很不留情地批医院。她说：“医院，特医院，他们的条件好，医生更多，但工作马虎，不负责任，医院乱而脏，许多士兵死于非命，真是骇人听闻。”
她在日记中记录：“从汉口到长沙一路上，千千万万的病人和伤兵挤塞道途。”......“到战场前方的每一条道路上，抬担架的人员，步行的伤兵和病人的行列看不到头，有的爬伏在树丛里等死。疟疾消灭了大部分军队……”在参与救助中国伤兵的过程中，她无奈地记录：“在落后的军队医疗制度下，（这些伤病员）命运悲惨，使人绝望。”史沫特莱为新四军在艰苦条件下做出的卓越工作而感动，她建议叶挺派沈其震去香港见宋庆龄，以争取“保卫中国同盟”的支援。年冬天，沈其震将史沫特莱用打字机打在一方手帕上的信缝在自己衣服上，带了一些反应新四军战斗生活和衣物工作实况的照片和小型电影胶卷，连同染有斑斑血迹的日本军旗和打穿了孔的钢盔，以及缴获的日本士兵的家信、护身符等战利品，经过化妆，秘密前往上海。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沈其震按计划先行接触了《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通过鲍威尔，沈其震见到了英国驻上海公使寇尔爵士。
寇尔爵士看了史沫特莱的信和沈其震带来的实物和照片，当即同意向新四军赠送两卡车药品。不久之后，经过廖梦醒的引见，沈其震见到了宋庆龄，给她看了信件和实物。宋庆龄说，史沫特莱的报道我已经读过了，你们缺一少药的情况我知道。
（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们的合影。）
这次会见之后，在宋庆龄的协调下，新四军从香港和上海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一批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以及其他食品、被服和文化用品等救济物资。当时，德国生物化学家格哈特·杜马克刚刚发现一种染料“百浪多息”（磺胺类药物的前身，年获诺贝尔奖）的抗菌作用，世界上刚刚开始生产应用，国内还没有，这种药物也从上海运到了新四军中（八路军当时也没有）。
沈其震从零开始的医疗工作，不仅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好评，连八路军也非常佩服。
八路军卫生系统的领导李永春和陈竞曾经回忆：“年以前，我就知道新四军卫生工作是著名医学家沈其震同志专心致志培植建设起来的，医院办得好，部队卫生保健工作都是令人倾佩的，医院建设可以说是出色的典型，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我很羡慕新四军大量吸收外来医学人才、重用这些医学技术人才的做法。医院和部队预防保健、卫生宣传、购买药材诸项工作做得很出色。”
沈其震在新四军中医疗工作的出色，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年，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就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下达命令（国共合作，新四军名义上归属第三战区），委任沈其震担任第三战区军医署署长。在我读到的资料中，这是一直温文尔雅的沈其震唯一的一次“发怒”。
吴之理原文如下：“项突然给沈看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委任沈担任战区军医署长之命令（新四军卫生工作扬名国内外，故此举还有破坏我军团结之意图）。沈大怒，当项英面撕毁之。沈平时寡言细语，这次争得面红耳赤，足以显出他对党的团结抗战政策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对高官厚禄的蔑视。”
对新四军军医工作“优秀”的评价，是客观的，全方位的，有些类似于现代管理实践上的度评估。那么，新四军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以致于“暴得大名”呢？
首先，新四军克服一切困难开展战伤早期手术。当时运输条件较差，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医院，已经错失治疗时机。因此，如果能提前手术，肯定对恢复有利。于是，新四军各师，通过加大培训、训练助手、配备器材，基本都能开展早期手术。
比如，年9月30日日寇投降，但淮阴城内日伪军不肯向我军缴械投降，于是新3师发起淮阴战役。战前，三师卫生部将城外一家只有50医院紧急扩充到近张床位。战斗打响之后，一共出现了名伤员，所有伤员都在3小时内得到了救治。6个手术室日夜不停地手术，他们在72小时完成了台手术，死亡的只有6人！
其次，新四军对公共卫生工作相当重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四军卫生工作人员在部队中推广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个人卫生要做好》，歌词是：“早起睡前要刷牙，常常洗澡勤换衣。每天多喝白开水，大便必须天天有。别人面巾不擦眼，咳嗽喷嚏掩口鼻。常剪指甲常理发，不吃腐败的食物。吐痰入盂不随地，每年要打预防针。个人卫生要注意，预防疾病增强健康。”
这些我们今天看起来理所应当的卫生习惯，在那个烽火连天，百姓流离的时代，可能是十分难得的。新四军通过开展卫生运动、编印宣传材料，进行健康讲座，开办卫生展览，表演卫生话剧等形式，将当时流行的伤寒、霍乱、结核和疥疮的发病率控制在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第三、新四军卫生系统办学培训也搞得有声有色。除了日常性的业务培训、医学报刊杂志的编印、战时医学教材的编写之外，沈其震还在陈毅、刘少奇的支持下，于年在淮南根据地来安县大刘郢创办了华中医学院。这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最早的一所培养高中级卫生干部的新型医学院校。学校学制定为一年半，课程是基础和临床兼顾。除专业课外，政治文化课程也有一定比重。
可以说，“华中医学院”的这段经历，是沈其震作为一位医学教育家的出场秀。这一次的小试牛刀，为其5年后在大连创办正规的高水平医学院，以及10余年后执掌中国医学科学院积累了宝贵经验。似乎，一切早在命中注定!
“华中医学院”因为日寇的“大扫荡”，不得已在开学一年后即被迫停办。面对日寇扫荡，中央做出了保存实力、爱护人才的指示，新四军决定让一部分知识分子跟随刘少奇同志赴延安。这部分人一共一百多名，他们都是医生、护士、药剂师、教授、演员、作曲家以及家属。
带队的领导，正是沈其震。
就这样，这位书生高官，带领着一众“文化人队伍”，浩浩荡荡，开始了他们穿越敌占区、国统区铁道线、封锁沟的“长征”之路。这注定充满艰险的延安之行，沈其震会如何应对呢？到延安之后的沈其震，会被委以何等的重任呢？
且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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